为了清除可能的反叛，防止六国之人再次兴起，除了烧熔天下之兵，铸成十二座铜人以外，秦始皇还采取了一个措施，那就是将六国的富豪全部迁移到咸阳，《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所谓豪富，指的豪强巨富，超级富有之人，十分有钱的人。当时的豪富主要包括六国的贵族和各地的富商大贾。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贵族是世袭的官爵，享有特权，同时也非常富有。历史上的秦国军队经常以杀戮彰显功绩，比如秦昭王西十七年（前260）的长平之战，赵军被俘西十余万，被白起全部坑杀。秦王政十三年，桓崎攻赵，杀赵将扈辄，斩十万。可是从此时开始，首到六国全部灭亡，也找不到秦军大肆屠城或屠戮六国宗室的记录了。而且当时的领兵大将是王翦，不像白起背着“人屠”的臭名声。可以推测，在秦始皇全面发起歼灭六国的战争中，六国的贵族并没有遭到严重或致命性的打击，得以保全性命。六国灭亡后，秦始皇对六国旧贵族仍然不放心，把他们视为扰乱天下安宁的祸乱之源。
春秋战国时期商人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是远程贩运、囤积居奇、亦工亦商。其利润流向分为生产性流向与消费性流向。商人虽然没有贵族那么强大的家族，却也经常活跃在政坛上，当时最著名的商人有：白圭、子贡、吕不韦、管仲、弦高、范蠡。他们几人富可敌国，甚至曾经把持国家大权。尤其是吕不韦，秦始皇亲手将他铲除，自然不会对他有多少好感。
这些贵族和商人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并没有与秦军发生激烈的武装对抗，也不敢公开与秦政权为敌，秦始皇找不出理由对他们进行法办，最终，秦始皇从吴起变法中“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的做法中受到启发，断然下令，将六国旧贵族强行迁至咸阳。
大贵族和大商人的危害，早在公元前386年吴起就对楚悼王说明了。
当时的楚国土地广阔，人口众多，能够调集百万大军，在战国七雄中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政治上的腐败，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国力一首萎靡不振。楚悼王即位后，连年遭到魏、赵、韩等国的进攻，不断丧城失地。在极其窘迫的形势下，楚悼王不得不用重礼贿赂秦国，在秦国的帮助下才和魏、赵、韩讲和。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楚悼王很想有一番作为，但苦于缺乏变法图强的真正人才和支持者。
就在这时，吴起来到了楚国，吴起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在内政、军事上都有极高的成就。仕鲁时曾击退齐国的入侵；仕魏时屡次破秦，尽得秦国河西之地，成就魏文侯的霸业。他为楚悼王分析楚国的弊端时说，楚国贫弱的原因是“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也就是说大臣的权势太大，制约着国君的权力，国家的政令到了地方上就无法施行；另外，受封食禄的贵族太多，影响着国家的财政税收。要扭转这种局面，只有尽快变法。楚悼王对他言听计从，于是在楚国实行了吴起变法。
吴起变法打击了楚国大贵族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遭到大贵族的强烈反对。“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楚之贵族皆欲害吴起。”吴起把那些权势巨大的大贵族全部迁移到远离国都的荒野之地，使他们苦不堪言，所以都想杀了吴起。
秦始皇迁徙豪富的目的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的。豪富、贵族一旦迁移到远方，他们在原地的势力和影响也随之消失，而他们在当地的产业事实上也被剥夺。原先的六国贵族被迁徙到秦国的国都或国都附近的话，也方便了秦王朝对他们的监视。如此一来，他们就没有办法再积聚力量，阴谋反叛了。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强令富豪迁徙咸阳，秦始皇认为是消除六国贵族在原地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实力的最佳办法，秦始皇以法令的形式颁发执行。
据《史记》一书记载，秦始皇强令迁徙富豪，是分期分批进行的：
秦王政二十六年，迁徙天下富豪于咸阳，共十二万户；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迁徙三万户于丽邑，五万家于云阳。
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除上述大规模迁徙豪富之外，也存在其他被单独迁徙的富豪。例如：秦破魏，魏国富豪孔氏被迁往南阳；秦破赵，赵国富豪卓氏被迁往蜀地。
从经济上来看，秦始皇也能够收到“聚天下之富于咸阳”的效果。秦始皇在建国以后，扩建了首都咸阳城，而这些富人和贵族将会把全国各地无可计数的财富带到咸阳，将咸阳变成全国的经济中心。
强迁六国豪富与收缴六国兵器一样，在秦灭六国的战争进程中己经开始，只是到了政局稳定下来以后，才大规模付诸实施。两者都是秦灭六国战争的延续，其目的在于打击六国的反抗势力，稳固帝国的基础，体现了秦始皇在政治上的深谋远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