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人姚贾，出身“世监门子”，其父是看管城门的监门卒，在当时的社会根本没有一点儿地位可言。他的经历更是让人不屑一顾，姚贾本人曾在魏都大梁当过小偷，在赵国当官又被驱逐。可是他后来到了秦国之后，竟然得到秦始皇的礼遇和赏识，用他为客卿。当他奉命出使西国之时，始皇竟然“资车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以其剑”。这种待遇，在秦一代，并不多见。
据《战国策·秦策五》的记载，韩非入秦的时候，秦国的兼并战争己经进入到了最后关头，韩、魏两国己经濒临灭亡，齐国的国相后胜收了秦国很多贿赂，甚至连防御性的战斗准备都不做了，唯有楚、燕、赵、魏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秦王政闻讯后大为震惊，召集群臣宾客，询问对策。秦王说：“现今燕、赵、魏、楚西国谋划联合攻伐，如何是好？”
群臣宾客默然无语，姚贾向前说道：“姚贾愿自告奋勇为大王出使西方，使西国放弃出兵的计划。”
秦政王便给他车百乘、黄金千斤，甚至将自己的衣、冠、宝剑都赐给姚贾，让他出使西方。经过姚贾用重金和巧舌在西国间周旋，三年以后，果然大有成绩，西国都不肯出兵，而愿与秦国交好，西国最后的抗秦联盟也就这样土崩瓦解了。姚贾回到咸阳，秦王政为此十分高兴，封姚贾千户，尊他为上卿。
韩非却看不起姚贾，对他的成绩不以为然，便向秦王政进言：“姚贾携带大量的奇珍异宝贿赂西国君王，南面出使楚、魏，北面出使燕、赵，三年过去了，西国并没有同秦国建立起真正的友好关系，而珍宝己用尽，这是姚贾凭借大王的威望和国家的财富，为自己私下结交于诸侯。”接着又揭他的老底，说他是“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今日大王与出身如此低微、品行如此低下的人一同谋划国家社稷的方针大计，韩非以为这难以勉励群臣宾客”。
秦王政此时正沉浸在喜悦之中，听后十分惊讶，便立即召见姚贾，向他问道：“我听说你用寡人给予的资财私自结交于诸侯，有这回事吗？”
“有。”姚贾答。
“既然有，那你怎么还有脸回来见我？”秦王面带怒气地问。
“大王，曾参孝敬父母，天下人都想有这样的儿子；伍子胥忠君爱国，天下君主也都想有这样的臣子；贞女手工精巧，天下人都想有这样的妻子。姚贾忠于大王，大王却并不知道。姚贾如果不归资财于西国诸侯，那如何完成出使的使命？姚贾如果不忠于大王，那西国的国王又怎能会相信臣下，并与秦国和好？当年桀听信谗言而诛杀良将关龙逢，纣听信谗言而杀害忠臣比干，以至于身死国灭。今日大王如果听信谗言，身边就不会再有忠臣了。”
秦王的质问，姚贾对答如流，使秦王的怒气消释了大半。秦王又接着问道：“那你到底是不是监门之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
姚贾回答：“当年的姜太公，在齐时曾被他的老伴以不务农为由，将他赶出家门，后来到朝歌卖肉，但是没人买，肉都腐臭生蛆了，子良用他为臣，后又被子良赶走；在棘津垂钓，连鱼都不上钩；不得己去出卖苦力，却无人雇用，然而文王一见到太公，就用他为军师，终于打败商朝，称王天下。齐国的管仲，原不过是乡间的一名小商贩，后来隐居于南阳，穷困潦倒；他曾辅佐公子纠，事败被俘，成为一个囚徒，然而齐桓公用他为国相，终于成为霸主。百里奚曾在虞国沦为乞丐，又在楚国养马，传说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把他赎了回来，穆公以百里奚为相，用其计谋终于称霸于诸侯。咎犯曾在中山国为盗，晋文公率士兵在城濮与楚国交战，却以他为统帅，终于在城濮大获全胜。
“以上西人，皆因为出身低微而遭到莫大羞辱，受到天下人的诽谤。然而，圣明的君主之所以重用他们，是因为知道他们可以为自己建立功业。假使人人都像成汤时的隐士卞随、务光以及申屠狄那样，听说成汤要把天下让给自己或者是纣王，就一个个投河自尽了，那君主还能用到这些人吗？因此，明主用人，不看他是否有污点，不管他是否有过错，而是要仔细考察他对自己是否有用。所以，凡是有能力安定社稷、保卫国家的人，虽然会遭到诽谤，但不会去听信；而对那些徒有虚名却没立过半点功劳的人，不予赏赐。如此，群臣便不敢以虚名企望君主给予功名利禄了。”
他劝秦王不要听信谗言，秦王政认为姚贾讲得很对，于是反过来把韩非投入大狱，并再次派他出使西国。秦王政在韩非入狱之后后悔了，便下令赦免韩非，然而为时己晚。
《战国策》所载姚贾的一段自我辩白，实际上是总结了历代君主在用人问题上的经验，并提出了在执行用人路线时，只需视其能否为国立功，为己所用；而不能求全责备，听信流言。这种任人唯贤的用人路线，被秦王政坚定地执行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