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用客卿，以布衣为将相，在秦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从秦穆公到秦始皇的西百多年中，秦国从一个僻处西部的小国崛起为战国七雄之一，进而吞并六国统一天下，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共同作用。就“人和”而言，秦国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和秦国国君重用客卿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
秦国的人才战略与众不同。其他的诸侯国大多局限于使用本国人才，而对外来人才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即使重用外来人才，也只是个别君主。而秦国从秦穆公开始，几乎历代君主都想方设法吸引外来人才，努力为各国客卿营造发挥才能的环境。史书称秦始皇是“天性刚愎自用”，专横残暴，他在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手下的一大批布衣将相。他思贤若渴，又善于纳谏，重视来自别国的客卿。
从秦穆公称霸西戎到秦王政统一天下，辅佐历代秦王，为秦国富强贡献最多的英雄豪杰，大多出身于其他诸侯国，而且多数出身低微。秦穆公在位期间，广纳贤士，大胆任用非本国的人才，开秦国任用客卿制度的先河。在他的感召下，号称“五羖大夫”的百里奚、相马专家伯乐及九方皋纷纷投其门下。他在用人方面，始终采取“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不愿意重用本国的贵族，担心贵族势大，国君反倒受到他们的牵制。他宁可重用外来的客卿，外地来的人不管权力多么大，也只限于他一个人，不可能像豪门大族那样割据地盘，建立自己的势力，威胁国君。
由余是周携王的后人，后来逃亡进入西戎，由余受戎王之命出使秦国，秦穆公了解到他的贤能之后，便设计离间戎王与由余，迫使由余归顺秦国。秦穆公对由余以礼相待，用由余的谋略，攻伐戎王，得到十二座城池、土地千里，称霸西戎。
当年晋献公灭虞，俘虏了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后来百里奚偷偷逃走了，逃到了楚国的边界线上，被楚人抓了起来，留下来看牛。后来秦穆公打听到百里奚的下落，就想用厚礼把他换回来。公孙支说：“这可不行，楚人让百里奚看牛，是因为不知他是个贤能之士。如果您用这么贵重的礼物去换他回来，楚王就会知道，那楚王还肯放他走吗？”秦穆公就派遣一位使者去见楚王，对他说：“我们有个奴隶叫百里奚，他犯了法，躲到了贵国，请让我们把他赎回去办罪。”说着献上五张黑色的上等羊皮。楚成王想都没想，就命令把百里奚装上囚车，让秦国使者带回去。等秦穆公亲自见到百里奚的时候，却嫌他年纪太大了。百里奚说：“如果让我追逐天上的飞鸟，或者去捕捉猛兽，那我确实太老了；但如果和大王您一起商讨国家大事，我还不算老呢。”秦穆公一听，肃然起敬，觉得百里奚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封他为上卿，治理国事。谁知百里奚连连摆手说：“大王，臣有个朋友叫蹇叔，他的才能远远胜过我，请大王封他为上卿吧。”
蹇叔曾“困于齐，而乞食铚人”。秦穆公一听还有比百里奚更能干的人，连忙派使者带着重金，到蹇叔隐居的地方请他出山。蹇叔为了让自己的好友百里奚能安心地留在秦国佐政，便随着使者来到了秦国。
秦穆公在位期间，还搜寻了很多的人才，比如邳豹、公孙支、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内史廖以及随会等人，都是来自秦国之外，并为秦穆公的霸业作出了贡献。
秦国地处偏僻的雍州，不参加中原各国诸侯的会盟，被诸侯疏远，像对待夷狄一样。秦孝公即位后以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为己任，广施恩德，救济孤寡，招募战士，明确论功行赏的法令，并在国内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命国人大臣献富国强兵之策。秦孝公重用的商鞅，原是卫国人，曾在魏相公叔痤手下任中庶子。他入秦后实行变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为日后秦国兼并天下奠定了基础。
此后，秦国的历代国王继承了重用来自国外贤才的传统，形成了以客卿为将相的制度，并在秦国的中央政权中确立了布衣将相的格局。
这一期间，受到重用的代表人物是张仪。张仪是魏国人，曾经和苏秦一起师从鬼谷子，学习纵横之术。张仪饱读诗书，满腹韬略，连苏秦都自叹不如。张仪学业期满，回到魏国，因为家境贫寒，求事于魏惠王而不得，远去楚国，投奔在楚相国昭阳门下。后来“和氏璧”
丢失，张仪因为贫苦，被诬偷盗。张仪原本没拿，就是不承认，结果被严刑逼供。半年后，张仪的伤口愈合，他没有回到魏国，而是进入秦国，被秦惠文王拜为客卿，首接参与谋划讨伐诸侯的大事。张仪曾两次为秦相，前后共十一年，在整个秦惠文王时期，他不仅使秦国在外交上连连取得胜利，而且帮助秦国开拓了疆土，因此可以说他为秦国的强大和以后统一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客卿通曾出任秦国的将军。公元前303年，齐、魏、韩联兵攻楚，楚派太子横人秦做人质向秦请求救兵，秦派遣客卿通率兵救楚，三国引兵离去。
司马错，秦惠文王时期将领，司马迁的八世祖。曾跟张仪有过争论，主张先伐蜀再伐韩。公元前316年从石牛道上纵横千里，灭掉蜀国。司马错伐蜀是秦统一中国之前一次重大的军事举措，在秦史上是不可或缺的。商鞅变法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社会、经济、政治基础，司马错伐蜀则打下了战略基础，二者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同等之功。《史记·白起列传》于秦昭王十五年谈到“明年，起与客卿错攻垣城，拔之”。《史记》称司马错是“客卿”，可见他也不是秦国人，只是后来成了秦惠文王时期的一名统兵名将。
秦国的客卿中，还有两位比较出名的，分别是范雎和蔡泽。他们由客卿升至丞相，又称病请辞，这从侧面反映出布衣将相制度的一个特点，即它的“流动性”。正是这种走马灯式的流动性，使商鞅以来的法治路线得到认真实行，使秦国保持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最终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重用客卿的精神，是秦穆公以来历代秦王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