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从二十二岁开始亲政，到三十九岁灭六国，只用了短短十七年的时间，就结束了春秋战国五百年的战乱局面，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始称皇帝，创下亘古未有的伟业，这与他善于使用“王权霸术”密不可分。
远古帝王善于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实施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法，随着时代的变化，治理国家的方法也在不断变化，如果时代在变而法不变，任务变了却依然盲目追随古人，就会使方法与实际情况脱节，无论怎样坚持也只是徒劳无功罢了。
桓子说：“三皇用道治理天下，五霸用德化育天下；三皇治人以仁义，五霸治人用权智。”
三皇五帝距今太远，遥不可及，那个时候的帝王究竟是怎样治理国家、教育人民的，经传上也没有记载，唯有“王道”和“霸道”盛传于世，后世只好用它们来衡量古今之治。
王道是儒家提出的一种以仁义治天下的政治主张。《周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史记·殷本纪》：“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孟子最先提出王道的概念，主张用仁义和礼仪来教化万民，让人民知道礼义廉耻，然后趋善避恶，就可以达到使西方归于大化，天下安乐的盛世。儒家认为圣人成了君王，其统治即是王道，因此也可说成“圣王之道”。君用道劝民以功，民崇以功，做实际事，王低一步入霸，高一步入帝，故有帝王霸三象。
至于霸道，讲究的是君尊臣卑，权力集中于君主一人。语出《荀子·王制》：“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敌之道，天下无王霸主，则常胜矣。是知霸道者也。”赏罚必信，用严刑峻法威吓人民，让人不敢犯罪，使正义得到伸张，社会才会井然有序。霸道之术讲究智慧和力量。对内要用法令管理，对外要用武力相争，只求实际效率，根据才能大小决定对人员的任用。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使用阴谋诡计，争强斗势。获取利益，不是用空泛的仁德，而是要积极争取，容易解决的事情，就尽量用言语去解决，难以办到的，就诉诸武力。霸走高一步为王，走低一步成匪，故霸有王霸匪三象。
秦始皇的权谋之术，主要是应用了法家的思想。
在先秦的法家代表人物中，慎到、申不害和商鞅分别重视“势”“术”“法”，但都是在提倡法治的基础上提出的不同观点。“势”主要指权势，慎到认为，君主如果要实行法治，就必须重视权势，这样才能令行禁止。“术”指的是权术、心术，申不害的学术思想，明显受到道家的影响，他主张君主独揽一切，决断一切，但是在制定决策之前，要虚心听取臣下的意见。商鞅提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亲政之后，秦王政就消灭了势力庞大的嫪毐集团和吕不韦集团，独掌大权，同时继承商鞅变法制定下来的制度，用严刑峻法统治人民。对外，则用精兵猛将攻城略地，同时又善于吸纳优秀的意见，派出游说之士和间谍人员，通过多种方式瓦解六国。
战国末年，私有制逐渐兴起，宗法制没落，封建主义处于萌芽阶段，社会的发展要求国家的统一、政权的集中。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就必然要求新的社会制度，但究竟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制度，究竟应该秉承什么样的用人理念，赢政苦苦思索，却也并不知道。
终于，他等来了韩非。
韩非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是毫无争议的法家代表人物、集大成者。历史和国学学术界普遍把他视为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他不是秦始皇的股肱之臣，甚至不能算是秦始皇的臣。虽然他没有受到秦王的重用，但是他为世人留下了不朽的《韩非子》。这部著作为秦始皇统治臣民提供了系统的政治方略和手段，也为秦始皇确定了正确的统一战争的战略安排。
一、韩非极力推崇中央集权、君主独断、法为政本、以吏为师，可谓旗帜鲜明。他集先秦法家法、势、术三派之大成，并去其弊端。他肯定“法者，王之本”，又认为法、势、术，“皆帝王之具”。
二、韩非另外主张“名实相符”，认为君主应根据臣民的言论与实际是否相符来决定功过赏罚。
三、对于民众，他吸收了其老师荀子的“性本恶”理论，提倡用刑法“禁奸于为萌”。因此他认为施刑法恰恰是爱民的表现，但反对过度苛刻的刑法，认为那将会使人民无以为生。
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将秦始皇的治术和秦朝统治思想的基本特点囊括其中。因此，韩非对秦始皇的贡献不在李斯、尉缭之下，在一定意义上，他甚至可以算作秦始皇的“霸道”之师。
实际上，秦朝的统治思想虽以国学法家学说为基调，却比《韩非子》的内容丰富得多。但秦始皇“霸道”的思想太过于露骨，以至于尉缭见了他就想逃，说他“刻薄寡恩”“得志亦轻食人”。尤其是统一六国之后，渐渐变得按主观意志办事，好大喜功，不顾客观实际，劳民伤财，渐渐偏离了法家讲究的实际理念。他的继位者秦二世胡亥更加残暴，有过之而无不及。后人谈起秦王朝二世而亡，也多把原因归结为秦王统一之后的严苛政治，民众不得己而反之。之后的帝王吸取历史的教训，“王霸”并用，一方面集权于中央，用刑法约束人民，用暴力攻击敌人；但另一方面，又用道家的“无为而治”和儒家的“仁义之治”来麻痹人民，稳固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