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历经漫长岁月的战火洗礼，已然满目疮痍，百业凋零，亟待重振旗鼓。身为一国之君的朱由榔对此心知肚明，他深知仅仅依赖传统的农业税收以及繁重的赋役制度，绝无可能维系国家的长治久安与蓬勃发展。
要想实现国家的再度崛起，唯一可行之路便是积极推进经济的多元化进程，并大力倡导工业化建设。于是，他将目光聚焦于那些虽遭战火摧残却依然潜藏着巨大发展潜能的区域经济之上，尤其是被誉为大明经济核心的江南一带。
江南素享“鱼米之乡”的美誉，向来都是大明朝廷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可惜的是，旷日持久的战乱致使这片曾经无比繁荣昌盛的土地黯然失色。无数良田沦为荒芜之地，众多工坊被迫停业关门，大批商人背井离乡，四处逃散。
大明光复应天之后，朱由榔毅然决然地选择以南京作为起始点，接连颁布了一系列极具针对性的经济扶持政策。其目的在于激励广大商人和手艺精湛的工匠们鼓足勇气，重操旧业，恢复昔日的商业活力与手工制造盛况。
朱由榔下令，凡是愿意恢复生产的商人，免除三年赋税，同时允许他们自行招募劳动力。江南的织造业、陶瓷业和盐业很快恢复了活力。例如，苏州的刘家原本经营丝绸生意，因战乱关闭了工坊。朝廷颁布政策后，刘家重新开设工坊，不仅招募了50名原工人，还扩展到其他失业的乡民。
刘家工坊的主人刘德昌，这位饱经风霜却又满怀希望的中年人，在接受采访时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之情，声音略微颤抖着说道：“朝廷竟然免除了赋税，而且还给我们提供了如此先进的新式纺织机，这简直就是上天赐予我们这些底层小民重新站起来的绝佳契机啊！”他那因兴奋而微微泛红的脸庞，以及眼中闪烁着的光芒，无不透露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与期待。
与此同时，在富饶美丽的江南地区，一股技术创新的热潮正在悄然兴起。许多富有远见卓识的商人们纷纷敏锐地察觉到了时代变革的气息，并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探索之中。其中，有一部分商人通过朝廷专门设立的“技术推广所”这个重要渠道，成功获取到了经过改良后的先进技术。
例如，新式陶瓷窑的引入就如同一场及时雨，给传统的陶瓷产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新型窑炉凭借其高效节能的设计理念和精湛卓越的工艺水平，极大幅度地提高了陶瓷制品的烧制效率和整体品质。特别是以盛产紫砂茶具而闻名遐迩的宜兴地区，当地众多的紫砂工坊更是如鱼得水，在新技术的有力支持下焕发出勃勃生机。
如今，他们不仅能够迅速烧制出精美绝伦的紫砂壶，满足市场对于高端艺术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借助现代化的生产手段实现了批量生产，使得这些独具匠心的作品得以远销至繁华热闹的南京、风景如画的杭州等各大城市，深受消费者们的喜爱与追捧。
除了工坊生产，商队也重新活跃起来。江南的河网密布，商队以水路为主，将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运往全国各地。为了保护商队安全，朝廷派遣军队清剿水匪，并在主要河道设立“商路保护站”。这一措施大大提升了商人的信心。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扬州的王家盐商，他们在朝廷的支持下重建了制盐工坊，并雇佣了数百名工人。随着盐产量的提升，王家不仅重新掌控了盐市，还带动了扬州附近城镇的经济复苏。
除了江南，全国各地的民营企业也在复苏。
湖广地区因为战乱成为粮食主产地。朱由榔鼓励当地的粮商开设粮坊，将稻谷加工成米粉、米糕等方便运输的食品。这些产品不仅满足了当地需求，还通过商队运往四川、陕西等地。
陕西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成为西北地区的工业中心。朱由榔下令开放矿产资源的采掘权，吸引商人投资冶铁业。渭南的一位商人赵义德投资了一个小型铁矿，通过改良炼铁技术，他的铁器质量提升，价格却下降，成为西北地区铁器市场的佼佼者。
浙江沿海地区，曾是大明海上贸易的核心。战后，朱由榔允许商人投资造船业，并扶持一批专门建造远洋船只的造船厂。宁波的黄家造船厂重建后，很快接到大批订单，甚至还出口船只到东南亚。
尽管民营企业发展迅速，官办企业仍是朱由榔手中的利器。为了推动全国经济复苏，他在南京设立了“大明织业总局”，将其作为官办企业的旗舰。织业总局不仅生产军需物资，还通过技术推广和管理经验的分享，带动周边民营工坊的发展。
比如，官办总局研发出了一种更加高效的纺织机，很快推广到周边的苏州、杭州等地。这种“官民结合”的模式，不仅减轻了朝廷的经济负担，还提高了整体生产力。
朱由榔深知，只有让民间力量参与经济建设，国家才能焕发出更大的活力。他在多次御前会议中强调：“富民乃国之本。官家之力有限，民力无穷，唯有解放民力，天下方能长治久安！”
为了让民营企业真正发展，他还提出了“商会自治”的概念。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成立了“商人自治会”，由商人自主管理市场、调解纠纷。这一举措得到了商人的热烈欢迎，也让民间经济秩序更加规范。
随着全国各地民营企业的崛起，百姓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苏州的绸缎再次成为贵族们争相购买的奢侈品，扬州的盐再次流向千家万户，宁波的商船驶向远方的海域。朱由榔站在南京城头，远眺滚滚长江，心中充满了希望。
然而，他深知，经济复苏只是政府该做的事，这是该尽的本分，不值得任何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