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政登上王位的时候才十二岁，年少的皇帝，对于男女之事还处于似懂非懂的阶段。他的生母赵姬仍然年轻，才30岁左右。太后地位尊贵，生活优裕，但庄襄王的早逝也使独守空房的赵姬寂寞不己，她又曾同吕不韦有过一段难忘的旧情，便想重修旧好。而此时的吕不韦正以相国的身份掌握着秦国的军国大权，经常出入后宫。
吕不韦在政治上的投机大获成功，使他由商人摇身一变成了西方强秦的相国。庄襄王早逝后，他以“仲父”的身份辅佐一个年少的皇帝，专权地位己十分牢固。当太后向昔日的情人“投以木瓜”的时候，吕不韦也欣然地“报之以琼琚”。这就是史书所记载的：“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
从史书记载来看，赵姬并不像后来的西汉吕后、大唐武则天那样对权力有着极度的渴望，她对成为天下女主，或充当临朝太后的角色并不热衷，似乎对操纵国家政权不感什么兴趣。她青春年少，当然不甘于后宫的清冷与寂寞。而如今当她挣脱了一切羁绊，重新拥有吕不韦的时候，使她那埋藏于心底、压抑多年的激情，终于能够得到释放。
吕不韦之所以与太后私通，除了重温旧情，有弥补往日遗恨的情结以外，也应当包含如下的考虑：当年的赵姬，如今己尊为一国太后，国王又年少，她作为秦王之母，掌握着一定的权势。虽然吕不韦权倾朝野，无须借助太后，但也犯不上得罪太后。总之，太后与吕不韦的重修旧好，就其动因而言，二人在起始时便各自有所不同。对于吕不韦来说，他的“报之以琼琚”，带有顺水推舟，何乐而不为的随意成分。
吕不韦私通太后的事情，在《史记》中都有所体现。司马迁自然不会乱说，他的根据应该就是《秦记》，这是一本秦国史官编纂的史书，可靠性较强，而且这也并不是秦史中记载的唯一一件。从秦昭襄王的母亲宣太后的言行中，似乎可以看出这原本就是秦人的风俗特征。
宣太后（？一前265），姓芈，又称芈八子，秦宣太后。战国时期秦国王太后，秦惠文王之妾，秦昭襄王之母。义渠是东周时期活跃于泾水北部至河套地区的一支古代民族，长期与秦国发生战争。秦昭襄王继位时，义渠王前来朝贺，宣太后与义渠王私通，生下两子。后秦昭襄王与宣太后日夜密谋攻灭义渠之策。公元前272年，宣太后引诱义渠王入秦，杀其于甘泉宫。秦国趁机发兵攻灭义渠，在义渠的故地设立陇西、北地、上郡三郡。
宣太后用私通的方式麻痹了义渠王，最终将其诱杀，为秦国谋取利益，这样的女子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并不多见。宣太后十分宠爱情夫魏丑夫，去世之前传令让魏丑夫为自己殉葬。魏丑夫得知后十分害怕，于是就请庸芮游说宣太后。庸芮先问宣太后人死后是否能够感知到人世间的事情，宣太后回答说不能。庸芮继而说既然人死后不会有什么知觉，那您又为何要将自己心爱的人置于死地呢？如果死人真的有知觉，那么先王早就因出轨之事对太后您恨之入骨了。太后您弥补过失都来不及，又怎么能和魏丑夫有私情呢？宣太后认为庸芮所说有理，于是便撤销了魏丑夫为自己殉葬的旨令。可见宣太后丝毫不避讳她的这些行为，甚至希望在死后能够继续享用。
宣太后的影响之大，远远超过一般的皇太后。太后称谓，始见于她。宋代高承《事物纪原·卷一》云：“《史记·秦本纪》曰，昭王母芈氏，号宣太后。王母于是始以为称。故范雎说秦王有独闻太后之语。其后赵孝成王新立，亦有太后用事之说。是太后之号，自秦昭王始也。汉袭秦故号，皇帝故亦尊母曰皇太后也。”
从宣太后的身上可以推测，秦国作为地处西方的边远国家，并不像中原人那样有着强烈的忠贞观念。他们尊重女权，经常出现太后把持朝政的情形，太后掌权之后，又经常伴随着后宫的传闻。所以赵姬的事情能够被秦史记录下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首先，相较于太后来说，吕不韦可能只是玩玩而己，并不抱有太大的兴趣。太后幽居深宫，受到规矩的限制和束缚，但吕不韦可不一样，他是秦国的相国，姬妾美女成群，姿色和风情超过太后的绝对不少，吕不韦没有必要非得和太后私通不可。
其次，吕不韦的“奇货可居”，是一笔政治上的投机交易。他做了秦国的相国之后，唯一的目标和最大兴趣，就是获得更大的权力。他利用秦王年少、专权地位不受威胁的有利时机，集中精力招致天下宾客编纂《吕氏春秋》，把它作为赢政亲政后的教科书，以图日后继续控制秦国的大权。他日理万机，忙得闲不下来，对于同太后的私情又能有多大的兴致呢？
再一次，吕不韦早己过了不惑之年，精力肯定己经无法和赵姬相比了。时间一久，吕不韦无法满足太后，兴趣自然也会大减。
最后，吕不韦出身商人，深谋远略，他懂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至理名言，并以此规范自己的言行。当他确信自己无论如何也难以满足太后的，而秦王赢政又年岁日壮时，便当机立断，从困境、险境中立即脱身而出，像以往经商捕捉时机时那样。秦王总有长大的一天，而太后又纠缠不休，如果继续下去，迟早会被秦王发现，引起他的忌恨，岂不大祸临头？
吕不韦虽然迫切地想要结束这段关系，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变得焦躁不安，他非常冷静，最终想出了一个金蝉脱壳的办法，那就是另外举荐一人，代替自己，这个人就是嫪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