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的第一个周末，我攥着刚发的工资条躲在车间角落。扣除住宿费和水电费，到手的1276块钱被我折成西折，塞进贴身口袋。老周拍着我肩膀笑出缺牙：“小子，第一次领工资吧？走，哥带你去见识见识‘天堂路’。”
所谓“天堂路”是工厂后巷的一条夜市街，霓虹灯牌把“招工”“炒饭”的字样照得忽明忽暗。老周熟门熟路地拐进一家理发店，红沙发上的姑娘立刻扭着腰迎上来。我这才知道，这里的“洗剪吹”要价30块，比工厂食堂的荤菜贵十倍。
“别紧张，”老周塞给我一罐可乐，“男人嘛，赚了钱就得会花。”他跟着姑娘钻进里屋时，我看见他后颈的疤痕在灯光下泛着青白，像条被剥了鳞的鱼。我突然想起林小婉的工牌，她的照片被过塑机压得平平整整，嘴角还沾着点饭粒。
从理发店逃出来时，夜市正热闹。卖炒粉的三轮车冒着油烟，几个女工围在首饰摊前挑塑料项链。我鬼使神差地走到服装厂门口，看见林小婉和几个姑娘坐在台阶上，手里捧着从厂里顺来的碎布。
“陈默？”她抬头时，碎布从膝头滑落，露出里面一张泛黄的信纸，“你、你怎么在这儿？”她身旁的姑娘们发出意味深长的笑，有人故意拖长声音：“小林小婉，这就是你说的‘修机器的哥哥’？”
我的耳朵发烫，这才注意到她今天没穿工服，而是换了件碎花T恤，衣角洗得发毛。她慌忙把信纸往怀里塞，却被我瞥见上面的字迹——“林小婉收”，落款是模糊的钢笔印。
“给、给你的。”她突然把一个纸包塞到我手里，转身就跑。纸包里是个用劳保手套改的手机袋，针脚歪歪扭扭，还别着朵用易拉罐拉环做的花。手套内侧用铅笔写着：“注意安全，别被铁屑扎伤。”
那天晚上，我在宿舍的窗帘后拆开林小婉的信纸。她的字像被冲压机压过的铁片，歪歪扭扭却用力极深：“我妈又打电话来了，说弟弟的学费还差八百块。你说，要是我多加点班，年底能攒够钱吗？”
信纸右下角贴着张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婚纱图片，裙摆上的蕾丝花纹被蹭得发灰。我摸了摸口袋里的工资条，突然想起老周说过的话：“在这儿，钱比情书管用。”
第二天上班，我在冲压机旁发现了林小婉的工牌。她肯定是昨晚跑太快掉的，照片上的她还穿着冬装，刘海被静电吸得来。我攥着工牌等到午休，却在食堂门口看见个穿西装的男人正往她手里塞东西——是个粉色的信封，比我见过的任何工资条都要精致。
“他是我们厂的业务经理，”林小婉看见我时，手指把工牌边缘捏得发皱，“说能帮我换去包装部，不用再踩缝纫机。”她的声音轻得像冲压机的间歇，眼睛却盯着男人消失的方向，那里停着一辆锃亮的摩托车。
那天下午，我故意把冲压速度调快了20%。铁屑比往常更凶猛地飞溅，有一片扎进我食指，鲜血渗进手套，把林小婉绣的花染成暗红色。老周骂骂咧咧地拽我去医务室，医生用镊子夹铁屑时，我盯着天花板想：原来爱情和铁屑一样，都是要疼到骨头里，才能让人记住的。
医务室窗外，服装厂的女工们正在做广播体操。林小婉的位置空着，旁边的姑娘替她举起手臂，动作比平时慢了半拍。我摸出裤兜里的手机袋，拉环花被血浸透，金属边缘割得掌心发疼。
晚上回宿舍，大刘正在和工友赌牌。他叼着烟问我要不要加入，赢了钱能去“天堂路”找个“懂事的妹儿”。我没说话，掏出林小婉的工牌，用指甲在背面刻下一串数字——那是我新买的手机号。
冲压机的轰鸣在夜里格外清晰，像这个城市永不疲倦的呼吸。我躺在床上，听着上铺的鼾声和远处摩托车的引擎声，突然想起林小婉信里的婚纱图片。原来在工厂的围墙外，真的有人能穿着那样的裙子，坐着摩托车驶向霓虹灯深处，而不是被永远困在流水线旁。
手指上的伤口开始结痂，我摸着粗糙的痂皮想，也许有一天，我也能攒够钱，买一辆摩托车，带着林小婉穿过“天堂路”，让她看看围墙外的月亮，是不是比车间里的白炽灯更亮一些。
只是那时的我还不知道，有些东西比铁屑更锋利，比如现实。而有些承诺，就像劳保手套上的针脚，看起来坚固，却经不起流水线的拉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