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齐和罗勇在安南卓有成效的串联与组织工作，如同投入沉寂深潭的石子，迅速引起了地方军警特务的警觉。安南城本就紧绷的弦，被这暗涌的激流拨动得更加尖锐。短短月余，军警便发动了数次针对可疑地点，尤其是学校和工人聚居区的突袭搜查和破坏行动。
然而，这一次，进步力量不再像过去那样被动挨打。在杨天齐的指导和一部分爱国人士的帮助下，他们在安南许多重要机关，安插了一些情报人员，加上陈文浩、宋时莹、张慧等外围人员的策应，这个新建立起的秘密情报网，如同黑暗中灵敏的触角，数次提前捕捉到了危险的信号。
有一次，军警计划抓捕机床厂的工人秘密组织成员。情报由内线传出，通过一个警察署门前卖糖水的婆婆(联络员）传递出去。陈文浩他们立刻转移，避免了无谓的损失。
还有一次，军警闯入安南中学进行突击检查。正巧进步学生会成员正在准备集会活动的横幅和传单，从负责瞭望的教室转来预先设定的报警铃声传来，学生会成员迅速组织撤离，他们利用学校熟悉的地形和早己摸清的秘密通道，化整为零，在军警合到来前几分钟悄然撤离了。
这些有惊无险的化解，得益于杨天齐带来的严密组织和斗争策略，也得益于宋时莹等人代表的青年一代斗争经验的飞速提升，提高了他们的警觉性和应变能力。每一次危机，都让地下斗争的“筋骨”更加坚韧。
一个月后，新的任务传来：杨天齐需即刻北上，前往北平协助那边的工作。罗勇则暂时留下，继续巩固安南的组织，并完成一些收尾工作。
这段时间，罗勇几乎以茶铺后院为家，与宋时莹的接触更加频繁。在共同应对危机、刻印传单、分析形势的朝夕相处中，一种基于共同信仰和生死考验的革命情谊，悄然在两人心中萌芽、生长。
一天傍晚，暮色西合。罗勇正在茶铺后院召集宋时莹和另外三名新发展的入党积极分子开会，气氛严肃而专注。突然，前堂传来一阵激烈的争吵和推搡声！紧接着，是宋福焦急的阻拦和哀求：“大少爷，您不能进去啊！后面真没人！”
“滚开！老东西！”一个醉醺醺、带着浓重戾气的声音吼道，是宋承宗！他刚刚赌输了钱，输红了眼，无处发泄，竟闯到自家茶铺来闹事。他粗暴地推开年老体衰的宋福，宋福一个踉跄撞在门框上，痛呼出声。
宋承宗跌跌撞撞地就要往后院硬闯。“我倒要看看，你们鬼鬼祟祟在后面搞什么名堂！是不是藏了见不得人的东西？还是你宋时莹窝藏了疑犯？信不信我去告发你们！”
后院的门被猛地推开！宋时莹一个箭步挡在门口，脸色煞白，厉声道：“宋承宗！你发什么疯！给我出去！”
“凭什么不让我进？心虚了？”宋承宗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瞪着宋时莹身后的黑暗，试图看清里面的人影，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贱丫头！吃里扒外的东西！我……”
眼看宋承宗就要闯进来，罗勇等人还在屋内，情势千钧一发！积压在宋时莹心中多年的屈辱、愤怒，对这个害得宋家家破人散的哥哥无尽的恨意，如同压抑己久的火山，在这一刻轰然爆发！随手抄起墙边一根用来顶门的粗实木棍，用尽全身力气，朝着宋承宗的后脑狠狠砸去！
“砰！”一声闷响。
宋承宗的叫骂戛然而止，他双眼翻白，像一摊烂泥般软倒在地，彻底昏死过去。
后院死一般寂静，宋时莹握着木棍的手剧烈颤抖，棍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她看着地上不省人事的宋承宗，仿佛被抽干了所有力气，双腿一软，无力地蹲了下去，双手捂着脸，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心脏在胸腔里狂跳。会议被迫中断。罗勇示意两名参会人员悄声离开。
“时莹！时莹！”没有离开的张慧赶忙上前扶住她，轻声安慰。
罗勇迅速冷静下来，他眼神锐利地扫视了一下西周，对惊魂未定的宋福低声道：“福伯，找绳子，快！”两人合力，用结实的麻绳将昏迷的宋承宗捆了个结实，又用破布塞住了他的嘴。
等宋时莹在张慧的安抚下稍稍冷静下来，巨大的难题摆在了眼前。如何处理宋承宗？他是自己的亲哥哥，再恨，真要下死手，她做不到。可放了他？这个赌鬼、无赖、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家伙，一旦清醒，必定会去告密！罗勇、张先生、茶铺后院这个至关重要的据点……所有人都将暴露在致命的危险之下！
就在宋时莹陷入痛苦的左右为难时，张先生闻讯匆匆赶来——散会的同志己将紧急情况报告给她。看到地上被捆得像粽子一样的宋承宗，张先生的眉头紧紧锁起，面色凝重。
“麻烦大了。”张先生的声音低沉而严肃。她迅速判断形势：“放了他，就是放虎归山，后患无穷。罗勇同志的身份绝对不能暴露。”他当机立断，看向罗勇：“罗勇同志，你己不能再留下来了，我答应过老杨保证你的安全。你必须立刻转移！明天一早，我安排你离开安南。”
他又转向张慧和宋福：“今晚务必看紧他，不能出任何差错。明天罗勇走后，我会让陈文浩带可靠的人来处理这边的事。”
为了避免引起怀疑，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寒风刺骨。张先生精心安排：让宋时莹和罗勇假扮成一对小夫妻，前往车站送别。宋时莹换上了一件半旧的碎花棉袄，围着头巾；罗勇则穿着朴素的棉长衫，提着简单的行李。
在弥漫着煤烟味和离愁的站台上，蒸汽火车喷吐着白雾，发出沉闷的喘息。乘客匆匆，人声嘈杂。宋时莹和罗勇站在相对僻静的角落。
“保重，时莹同志。”罗勇的声音压得很低，目光却异常明亮和坚定，“我先去北平与杨老师汇合。等北平的工作告一段落，我们会回上海。”他顿了顿，环顾西周后，凑近宋时莹耳边，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郑重地说道：“那时，你来上海找我们！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这句话，如同惊雷，又如同最温暖的阳光，瞬间击穿了宋时莹心中的阴霾和沉重！去上海！加入组织！成为像罗勇、像杨老师那样的共产党员！这正是她心底最炽热的渴望！一股巨大的暖流和力量涌遍全身，她强忍着激动，用力点头，眼神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坚定光芒：“我一定去！一定！”
汽笛长鸣，催促着离人。火车缓缓启动。宋时莹和罗勇隔着渐渐加速的车窗，用力地挥手。在嘈杂的站台噪音中，两人几乎同时，用尽力气朝着对方的方向喊道：
“常写信——！”
声音淹没在轰鸣中，但那份在残酷斗争中结下的深厚情谊和共同的革命承诺，却清晰地刻进了彼此的心底。火车载着罗勇驶向北方，也载着宋时莹新的希望，驶向充满挑战却无比光明的未来。
